公立医疗财政革新“大幕将启”：告别“养供方”传统补助，新机制聚焦“补需方”与绩效。

核心提示：一场深刻影响每一位居民就医体验和每一家公立医院运行逻辑的财政拨款革命正在悄然推进。持续数十年的、以简单补偿医院人为亏损为主的“传统补助模式”正式步入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服务价值、健康结果和公众满意度为导向的“新型支持机制”。这场变革旨在从根本上扭转公立医院的逐利倾向，让其真正回归公益属性。

一、 旧模式的困境：“养机构”补助难破逐利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主要采用“专项补助”和“收支差额补助”模式。即财政资金直接用于支持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型设备购置以及弥补因政策性原因（如药品零差率销售）带来的部分亏损。

“这种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保障了公立医院的生存和发展，但其弊端日益凸显。”一位资深医改专家指出，“它本质上是‘养供方’和‘养机构’，医院收入仍高度依赖门诊和住院收入，‘以药养医’、‘以检养医’的惯性难以根除。”

具体表现为：

激励不相容：财政补医院，但医院仍需创收发奖金，导致“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禁而不绝。

效率不敏感：补助与医院的服务效率、质量关联度弱，无法有效激励医院提升管理水平。

公平性不足：补助资金分配往往与规模挂钩，而非绩效，不利于引导资源向基层和薄弱领域流动。

这种“输血式”补助未能真正触动公立医院的内在运行机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形成了“亏损越多、补助可能越多”的错误预期。

二、 新机制的核心：从“补供方”到“补需方”，为价值买单

新一轮财政革新的核心，是建立一种基于“政府购买服务”理念的新机制。财政资金的角色从“医院的补助者”转变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购买者”。其核心支柱包括：

1.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DRG/DIP成“指挥棒”

将按项目付费的后付制，改革为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和按病种分值付费（DIP）的预付制。医保基金根据医院收治的病例类型、复杂程度和疗效结果来“打包”付费。这迫使医院主动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规范诊疗，因为结余部分可以转化为医院收益，超支则需自行承担。

2. 财政补助与绩效评价强力挂钩

财政补助资金不再“撒胡椒面”，而是与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结果紧密捆绑。考核指标涵盖医疗质量、运营效率、持续发展、满意度评价（包括患者和医务人员）等维度。绩效优秀的医院将获得更多补助，形成“优绩优酬”的正向激励。

3. 专项投入精准化，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财政资金更多投向公立医院承担的、无法通过医疗服务收费弥补的公共卫生服务（如应急救治、对口支援、健康教育等），以及关键学科建设、医学人才培养等领域。这确保了公立医院即使在不盈利的公共服务上，也能获得合理补偿，激励其履行社会责任。

4. 深化“三医联动”，形成政策合力

新机制强调医疗、医保、医药改革的协同性。财政投入与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政策打出的“组合拳”，共同为公立医院创造“允许改革、鼓励改革”的政策环境。

三、 地方实践：新机制已显现积极信号

这一变革并非空中楼阁，已在多地取得实质性进展：

深圳模式：率先改革“基本医疗服务补助”方式，将财政补助与门诊、住院人次及手术难度等直接挂钩，相当于政府代表市民向医院“购买”基本医疗服务，显著提升了政府投入的精准度和效率。

三明经验：通过实行医生年薪制，将医务人员的收入与药品、检查收入彻底脱钩，其薪酬资金池主要由财政和医保基金共同保障，使医生收入阳光化、规范化，专心追求诊疗质量。

浙江探索：建立精细化的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体系，并将高达70%的财政补助资金与考核结果挂钩，强力引导医院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提升。

这些地方的实践表明，新的财政支持机制能够有效引导公立医院从“多开药、多检查”的收益模式，转向“看好病、少花钱、提升满意度”的价值医疗模式。

四、挑战与展望：重塑中国公立医院新生态

尽管方向明确，但这场变革依然面临挑战：

数据基础：DRG/DIP的全面落地需要医院具备强大的病案首页质量和信息化支撑。

绩效设计的科学性：如何设定公平、全面、可操作的绩效考核指标，避免“唯指标论”。

历史债务化解：许多大型公立医院因盲目扩张背负沉重债务，新机制下需妥善处理，轻装上阵。

展望未来，公立医疗财政新机制的全面建立，将深刻重塑中国医疗服务的供给生态。它意味着，公立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将不再是床位数和营收规模，而是其提供服务的技术含量、成本控制能力和患者口碑。最终，每一位公民都将从这场变革中受益，获得更可及、更优质、更值得信赖的医疗卫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