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于文明受贿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万元；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至2021年2月，被告人于文明利用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药品注册审批、产品注册证书延期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344万余元。

十三年副局长任上的"隐性腐败"

于文明的仕途轨迹，在中医药管理系统内颇为典型。他1963年6月生于山东单县，先后就读于山东中医学院中医系、天津中医学院研究生部，获医学硕士学位，研究员职称，农工党成员。

从履历看，他1988年进入中国中医药报社，历任记者、编辑、中药与通联部副主任；1997年起任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主任；2004年4月，40岁的于文明升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这一干就是14年；2018年6月，他升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直至2023年7月到龄卸任。

正是这段漫长的"实权期"，成为其违纪违法的主要窗口。法院认定，其受贿行为贯穿2009年至2021年2月，长达12年多，均发生在其担任副局长期间。

药品注册审批、产品注册证书延期——这类事项直接关系到一家药企的产品能否上市、能否继续销售，是企业生死攸关的"命门"。于文明利用职务便利，将医药领域公共资源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移送审查起诉的通报中明确指出，其"大搞隐性腐败，大肆收钱敛财"，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从监察调查到一审宣判：14个月的法治闭环

于文明案的查处节奏，体现了监察体制的高效协同。

2025年6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于文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成为当年落马的第2个民主党派"老虎"。

2025年12月16日，国家监委对其严重职务违法问题立案调查完毕，认定其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等多项违纪事实，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2026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于文明作出逮捕决定，指定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并由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2026年6月17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于文明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于文明作最后陈述并当庭认罪悔罪。

2026年8月21日，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为何判处十五年？法定从轻情节的全部认定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于文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依法惩处；但同时具备多项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

认罪悔罪；

积极退赃，受贿所得财物已全部追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法院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上述从轻情节，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六百万元，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这一刑罚力度，既体现了罚当其罪，也彰显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真诚悔罪、全额退赃的被告人，依法予以从宽；对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则坚决依法严惩。

医药领域反腐的又一记重锤

于文明并非孤例。二十届中央纪委第三次、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均明确提到，要抓好医药等领域反腐败工作。从药品审评审批到医保基金监管，从医疗机构采购到中医药管理，医药领域的系统性反腐正持续深入推进。

于文明案的特殊意义在于：一名长期主管中医药事业、手握药品注册审批重权的部级领导干部，将公权力当作私人"提款机"，13年间敛财逾6300万元，直接污染了中医药行业的政治生态与市场环境。其行为不仅触犯刑律，更背离了中医药"悬壶济世"的职业伦理，损害了人民群众对中医药事业的信任。

此案再次警示：权力越是集中、资源越是稀缺的领域，越需要扎紧制度的笼子。药品注册审批事关公众用药安全与企业公平竞争，绝不允许成为少数人牟取私利的"自留地"。

随着法槌落下，于文明案的一审判决为其13年的违纪违法之路画上了句号。但此案所折射出的医药领域权力监督课题，仍待以更深入的制度变革作答。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只有让监管者先受监督、让审批权在阳光下运行，中医药这一中华文明的瑰宝才能真正惠及亿万百姓。